相对于传统货币体系，数字加密货币提高了支付效率，强化了隐私安全，优化了资源配置。同时，数字货币在早期发展阶段所蕴含的不可预知风险对现行货币金融体系将带来巨大影响，需要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加强监管协调，深化监管合作。

　　重塑银行业务模式

　　目前，数字货币主要包括以下三类：一是以比特币、以太坊等为代表的存在于公有链上的加密币。这类加密币目前仅在小范围人群间、特定的场景内和部分平台上流通，更多时候被当成投机工具而非支付手段被公众熟知。二是由各类平台或机构自行发行的存在于联盟链或私有链上的加密币。这一类型的加密币如脸书公司（Facebook）的天秤币（Libra）和瑞波公司的瑞波币（RiPPle）等。这些币种在发行机构、管理方式和发展愿景等各个方面均有不同，适用范围也有区别。三是国家信用背书、由央行主导发行的“央行数字货币”（CBDC）。相较于存在于公有链、私有链和联盟链上私人数字货币难以完全承担货币交易媒介、价值储藏和计账单位三大核心功能而言，CBDC背后始终有国家信用，是央行政策工具之一，对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金融效率有重大影响。

　　央行数字货币拥有国家主体信用背书，可以提供比传统货币更高的安全性和效率。首先，基于账户的数字货币甚至允许所有的货币使用者直接在央行开立和使用账户，从技术上提供了存款业务与信贷业务脱钩可能性。

　　其次，央行数字货币降低了货币摩擦，促进了竞争。数字货币将降低对银行柜台、自动取款机等物理设施的依赖，消除资金转移的物理界限，跨机构资金转移更加快捷和便利。这要求商业银行降低成本，加强差异化服务能力，通过提供高附加值的附加服务，增强客户黏性，提升竞争力。

　　再次，数字货币将变革银行业的业务模式。一方面，实物现金电子化将导致客户的交易模式与行为习惯、银行资金运营与管理模式均发生重大变化，需要银行及时调整产品结构与服务结构。另一方面，法币数字化将变革货币金融环境，与更广泛的金融基础设施融合，为交易机制的创新提供共享金融环境。例如帮助银行实现业务下沉，创造全新业务形态，如点对点小额信贷等。

　　最后，人民币数字化将要求银行重构其经营要素投入。随着货币金融环境与业务模式的变革，现有的业务支持系统、生产环境与人员体系都需要重塑与衔接，同时银行经营过程中的风险类型也发生了变化，如信息技术风险、数字货币体系下的合规风险等要求银行的风险管理体制机制也进行相应的革新，对新形势下的风险管控能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重构支付行业格局

　　央行的数字货币面向社会公众提供公共支付结算工具，有助于增强支付体系的稳定性，维护金融安全。支付体系是关系金融稳定的重要环节，当前电子支付体系大部分由私人机构（相对于政府而言）主导，由此导致不稳定性和价格水平的不确定性，且支付行业存在规模经济和网络效应，少数私人机构垄断支付领域可能导致系统性风险，同时还产生用户隐私安全、欺诈等问题，消费者保护不足。

　　数字货币对第三方支付机构的影响将更为直接，不付息的数字货币本质上是一个数字化的先进支付结算工具。相较于其他电子支付手段，央行数字货币存在显著优势。

　　一是有更好的性能。支付效率更高、成本更低、体系安全性更强、操作更为灵活智能并能更好地保护隐私，尤其是在跨境支付方面改善将尤为显著。央行数字货币还可以提供其他电子支付难以完成的多元应用场景，如离线支付、大额支付等。

　　二是更高的安全性。第三方支付的运营主体主要是一些非银行机构，其信用程度低于商业银行。而央行数字货币基于国家主体信用，没有违约风险，市场公信力更强。

　　三是广泛覆盖。央行数字货币本身是公共金融基础设施，几乎无成本地提供给最广泛的社会公众。不同于第三方支付的使用范围受限于硬件和软件终端的覆盖范围及必须拥有银行账户，央行数字货币可以与更广泛的金融基础设施有效融合，随着发行量和发行范围的扩大，将覆盖其他支付机构难以比拟的最广泛的用户群体。

　　因此，数字版人民币将随着技术的发展，逐步成为在支付体系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的公共支付结算工具，其他第三方支付将作为个性化支付结算工具，提供差异化的应用场景或捆绑其他增值服务，形成各司其职、各安其位、良性运转的支付生态系统。

　　同时，央行数字货币可增强货币政策有效性。其一，央行数字货币可以扩大央行资产负债表，提升直接影响力。当前央行不对非金融部门开展业务，货币政策主要通过商业银行等金融中介机构传导。央行数字货币的推出确保了流通中法定货币的必要存在，为货币政策的有效执行提供了基础和保障，同时为社会公众进入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提供了可能。如果发行基于账户的数字货币，中央银行可以直接与非金融部门互动，这将极大地增加中央银行在经济中的作用范围，使央行能够直接调控经济。

　　其二，增强货币政策工具的可操作性。采用适当的设计，央行数字货币可以消除有效利率的零下限问题，在经济低迷或危机时期可以确保利率政策有效发挥作用，避免出现流动性陷阱。相较于当前各国采用公开市场操作如量化宽松、发行负利率债券等替代性工具，利率工具作用更加直接、系统、透明和有效。数字货币也使一些非常规货币政策手段如“直升机撒钱”具备了可操作性。此外，在政策工具发生一定变化的情况下，央行数字货币将加强货币传导机制。

　　其三，人民币数字化推动精准调控。一方面，数字货币为精准调控提供扎实基础数据。基于数字技术，央行可以快速追踪和监控所发行的所有数字货币，获取数字货币整个生命周期中的历史交易数据，有效测量货币流通和周转速度，统计货币总量和货币结构，结合大数据技术分析货币持有和消费习惯；广泛收集社会经济主体支付数据，分析私人部门的消费与投资行为，为货币政策的制定和经济调控提供更高质量的数据基础，推动实现科学决策。当然实际效果将与数字货币的流通规模和范围，对现金的替代程度以及在支付体系中的地位有关。另一方面，数字货币为智能调控提供了技术可能性。央行数字货币是一种智能货币，通过将区块链技术与智能合约技术相结合，实现可追溯、可编程，将使央行可以在投放货币过程中提前设置生效条件（如时间、数量、投向、利率、发放条件等），优化资源配置，加强政策预期管理，缩短政策时滞，使货币政策的实施更加精准有效。

　　对监管提出更高要求

　　从数字货币的监管实践看，日本、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德国和瑞士等国家对数字货币持支持和友好态度，并在政策上鼓励发展。例如，2017年4月，日本政府通过修订《支付服务法案》在法律上正式承认数字货币合法支付地位。英国监管当局采用“沙盒监管”手段对数字货币进行监管实践，为数字货币发展提供宽松和试验空间。另一方面，美国、法国、俄罗斯、韩国等国家对数字货币采取更为谨慎的态度。美国政府和监管当局建立了包含税收、反洗钱等多方面数字货币监管机制，根据实际情况创新监管制度规范数字货币发展。我国监管当局从保护投资者利益、防范金融违法和维护金融稳定出发，对比特币等私人数字货币交易及相关业务采取较为严格的监管。同时，加快推进法定货币数字化进程，积极制定和修改法定数字货币原型方案，探索和研究数字人民币，推动我国法定货币数字化进程。

　　央行数字货币或有助于金融监管水平提升。一是形成资金流转闭环，打击金融犯罪。央行数字货币具有可控匿名性和交易可追溯性，替代实物现金后能与银行存款和电子支付体系相结合，完整追踪交易资金的流转链条，从而有效地监控货币交易。二是降低监管成本，提升监管效率。央行数字货币提供可追溯的完整账本，可以简化监管报表报送和统计工作流程，提升监管数据质量，为金融监管提供有力技术手段。三是央行数字货币为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金融科技手段的运用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有助于打造数字化监管模式，推动监管创新。同时需要注意到，货币数字化加快了金融资产转换速度及货币流通速度，导致金融资产价格波动性和关联性增加，加剧金融顺周期性与金融风险传染，对金融监管的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